摄影的正途只有一条——访著名摄影家、“陕西群体”重要成员石宝琇
作者： 新时代摄影
发布时间： 2020-06-15 
浏览量： 829 1988 年，“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创下了展出10 天，参观人数10万的惊人数字。这次活动本着“尊重历史，发扬民主，鼓励创新，张扬个性”的宗旨，立体呈现了建国近40年的发展历程。而这样一次盛大赛事的成功举办，离不开一帮有理想、有文化、敢闯敢拼的西北汉子——他们就是著名的“陕西群体”。
石宝琇 著名摄影家 “陕西群体”重要成员 石宝琇，1950 年生于西安，当过红卫兵，下过乡，1974 年开始从事摄影工作，作为“陕西群体”成员，曾参与渭河流域人文地理考察、陕甘丝绸之路大型专题采访等；曾任陕西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采编部主任；出版个人著作《图说36 年》《时代形象•石宝琇》《唐蕃古道》《追溯无定河》等。
四十多年来，石宝琇坚持着最初的理念——用摄影直面社会，定格自然与真实的人本生活。他对摄影众多其他类别兴趣寥寥，始终关注并研究摄影本体的纪实功能。石宝琇说：“只要你的照相机明对着百姓自自然然的日子，也同时暗对着自己的良心，那你拍的照片就有可能不被历史遗忘。
Q：现在回看，当年“艰巨历程”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A：“艰巨历程”是第一次对中国大陆1949 年以来的这段历史的正视，并且做到了真实的揭示。这是一次富有逻辑性的、以影像为主的回顾。虽然当时官方也出版了很多类似建国几十年的画册， 但都是一些极其表面性的成果。 “艰巨历程”揭示的是中国人的命运历程，那些图像抓住了人、抓住了人性、依据了人本。正因为做到这些，“艰巨历程”才把握住了历史影像的最根本。这就是“艰巨历程”不同于同时代其它摄影活动的根本意义。
1986年2月，陕西横山县雷龙湾乡。这是30年前常见的陕北人家的婚宴，一人一只大碗、一双筷子，就可以对付一场喜宴了。大菜就是羊肉烩菜，一桌端上一大盆，大家分着吃。
Q：您觉得“陕西群体”的精神内核是什么？ A：其实就是从人的本身出发，而不是从某一阶级或者群体的需求出发。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越是“陕西群体”的核心人物，就越知道这一点。如果守不住这一点，可能就会慌不择路，甚至黑白不分， 善恶失调。“以人为本”，是最基本的理念。而摄影一旦被用来为政治服务，就有可能被变异、被颠覆，甚至被世界文化所鄙视。
1988年6月，陕西宝鸡公园。陕西关中有民谣《八大怪》，其中一怪就是：有板凳不坐蹲上来。城里人、乡下人都蹲着吃饭、下棋、打扑克……即使有条凳也不坐，像落架的鸡蹲在上面，很有趣。
Q：您最初是怎么开始摄影的？ A：被迫的。我原来是下乡知青，1971 年招工到了铁路系统的采石场，后来调到宝鸡铁路分局工人俱乐部当美工。平时就是刷标语、画漫画。 干了不到一年多，摄影干事调走了。但是那时候没有相机不行啊，天天都在大批判，天天要宣传。他们就让我去拍照。但我不想拍照，我还是喜欢画画。因为我当时认为，照相没本事，一照就像， 没有创造力。最后我基本靠自学，一干就是10 年，33 岁到了工会宣教科当指导员，依然在拍照。
1990年4月，陕西华阴县。这种露天放映的电影在“文革”中发端，主要为了传播毛泽东活动的影像和江青的“革命样板戏”。1977年之后，进入了中国露天小电影史上的巅峰时期，在乡村，不论办丧、婚、寿、诞，都会请小电影队来放映助兴。
Q：一开始觉得摄影没有技术含量，后来您怎么转变的？ A：后来真正进入了摄影的世界，才发现要想把看见的东西抓拍到合适，构图、瞬间、表情都很好，真是不容易！越深入越知道照相的难处。当然，最关键的并不是摄影的技术，而是自己对摄影的意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摄影是直面人生的，它能把一个鲜活的人的生命动态一瞬间拷贝下来。 当用摄影定格了人性和人生的时候，这就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拍个美人或者美景，这些都没劲，关键是要把活泛的人物最打动你的某个瞬间或情态抓住。正是因为这种近似偷袭的成就感，才让我对摄影的痴迷越来越深。
1992年5月，经过1个月的抢险，宝成铁路190公里处的大塌方终于疏通，铁道部首长来到徐家坪火车站参加庆功大会。工人们先到，等候欢迎领导，这是惯例。
Q：这种捕捉与定格的能力可能只有摄影才能做到。就像您几十年前说过一句话：“摄影是唯一不能虚构的艺术。” A：对，这是摄影的根本价值。我一直对摄影的许多其它类型不太感兴趣，因为摄影的根本就在于纪实性。摄影的纪实性就是把生活里值得保留的瞬间复制下来。摄影的天性就是复制，但只有客观发生的、自然固有的才能复制，如果是莫须有的就没法复制。其它的文艺形式——绘画、文学、雕塑等，不管现实有没有发生，都能凭空创造出一个形象来。 从这方面来说，摄影是最受局限的，但是正因为这个局限性，才有了摄影的一条鲜亮生路。当我钻到这个牛角尖里的时候，才懂得摄影的命门和窍道。我挖到摄影的根了，之后就顺着这条根一直走，几十年没变过。 前些年我做了一个文论集，是自己从20 世纪80 年代到现在所有文章的合集。我交给朋友任黎华当编辑。他看过后说：哎呀宝琇兄，你这40 年没变啊，你的文章自始至终就一个调子。
1994年，陕西佳县黄河渡口。自古以来，山西和佳县往来的船只都以此地为码头。但不久，公路大桥就要合拢了，这个渡口也将永远关闭。
Q：您刚开始拍照的时候有没有摆拍过？什么时候认识到这样的拍摄是有问题的？ A：有很多，毕竟生于那个时代。至于意识到问题，这还得感谢蒋齐生老先生。在中国新闻摄影领域，他是最早提倡要抓拍，不要摆拍的。但现在看来，摆不摆， 不是根本问题，更要命的是你的摄影价值观。 在那时，我是一个完全的伪新闻摄影制造者。一说要批判，都是天大的政治任务，是一定要完成的。这样的内容没有客观、自然的现场，只能靠虚构， 靠摆拍。 之后，假的根源消除了，也摆脱了一定的政治压力，再加上我本身有一种追求真实、正视现场的自然本能，所以很快就转变了想法，也改变了拍摄方法，更主要的是逐步改变了摄影的价值观。 我曾在1988 年写了一篇《我崇尚“自然”》的短文，说我对于一切生活现场的自然状态很在意，而且我不想用摄影去改变自然的视觉。可惜到了后来，这种“自然”逐渐消失了，因为我接触到了许多摄影手法和表现方法。得和失，可能永远无法平衡。
1996年10月，新疆和田市郊区。修筑和田河支流大渠，是为了盛夏能引流昆仑山雪山融水灌溉农田和果园。
Q：在很多评论文章中您都提到自己信奉“自然主义”，怎么理解？ A：我拍照时，基本不干预拍摄对象，也不受外来意志力的影响，完全由自己来判断被摄对象的价值，并且这个价值是自然存在的——一个是我的脑子里的自然存在；一个是客观的自然存在。二者若有碰撞，快门就响了。 我认为生活与自然中任何现象的存在，其本身都有美的价值， 被审视的价值，不需要人为地干扰与附加。人的自然需求、自然关系、自然形态的真实再现，胜过于带有人工制造和社会理想的刻意追求的所谓艺术形象。
1996年10月，新疆麦盖提县。这里是刀郎舞的原生地，而为舞蹈伴奏的乐队更让看客热血沸腾。老爷子打起手鼓欢快激越，似乎能把人的心跳加速到不能自已。
Q：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摄影类别甚至艺术类别会有越来越多的交叉和融合，例如第一届“映•纪实影像奖”引起的争论，评委公开表达这个奖“就是为了给创造性扩展纪实摄影边界的艺术家们提供资金支持和展览机会而设立的”。您怎么看待这些变化与趋势？ A：奖金是多少不重要，这只取决于主办方愿意拿出多少钱，而不代表作品本身的价值。重要的是，获奖作品本身是不是真正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在我看来，这届获得大奖的作品中很多照片看起来都很平凡。我们有时候难以接受的是，自己辛辛苦苦琢磨在现场应该怎样拍摄，突然间，一张简单的合影、一张随意的玩耍照片都可以作为作品呈现。 当然，这样表现大学生活也算是一种手法——包括照片搭配微信截图的形式，作为一种信息的参照或者佐证倒是很有价值的。这是一种思路、一种手法，不能轻易否定。因为总会有一些人，他们是想借用摄影的一部分和其他的一些信息，最后共同组合成另外一种新的呈现形式。 但是，我觉得这些所谓的变化与趋势不足为奇。摄影的社会功用不在这儿，而是在真正扎根记录人民生活中，在老百姓每天真实发生的悲、喜剧里。对于每一个摄影者来说，好好熟悉自己的相机， 熟悉每一个功能、配置，直到你能娴熟无比地使用它，随时都能自如抓取到被摄对象最理想的形象——这个，永远是摄影的正途。
1998年6月，陕西西安东城门外。这些“老教头”的功夫大都是在50年代或更早学到手的。我也曾学过一点拳脚，但1965年阶级斗争开始叫响，当时的班级团支部批评我们：“学武术是封建民团的遗产”，武术队就只好散摊了。
Q：您觉得坚守传统和突破创新会有矛盾吗？ A：绝对不会。但创新不是设计或提倡出来的，而是人或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一种自然地抬高、扭转或者嬗变，必须是自然而然的，不是琢磨、追求出来。
2006年10月，江苏无锡。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各地掀起了造像热潮，超级大佛相继耸立，互相比大。
Q：2014 年，您成立了陕西人文地理摄影协会，为什么成立这样一个协会呢？ A：一个是当时想做些事，需要一个组织机构；再一个，我一直想组织团队来做人文地理摄影的专题故事。人文地理摄影和文字有密切关系，而图文结合的形式可以使故事的承载能力和信息量加大， 能把思维信息和视觉信息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发挥各自长处。 还有，试想一个社会只发展高科技，或者只一心图谋挣钱，只讲究物质享受，而没有人文的思考和默念，那将是很难堪的情景。
2011年7月，青海化隆县雄先藏族乡。经过这里的时候适逢集市，摊位沿着长街绵延近2公里。可能为了避风，卖鞋的女摊主在摊位后面扯了一面塑料薄膜，感觉就像坐在花园里。
学摄影，风光片点睛之...